1938年10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：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。没有纪律，党就无法率领群众和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。1948年12月20日，《中国青年》复刊时，发表毛泽东同志为《中国青年》的题词：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是的，纪律严明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。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，这点从国共两党对济南的接管体现得淋漓尽致。 

抗战胜利，国民党接收变“劫收”

抗日战争时期，济南一直处于日伪统治之下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对大城市的接管是由国民党方面进行的。当时，山东战区（济南、青岛、德州）侵华日军的签降仪式在济南山东省图书馆“奎虚书藏”楼举行。可以说，那时的国民党处于抗战以来的历史高光时刻，与我党相比较，应该说是握了一手好牌，但因为对济南接管的无组织无纪律，硬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

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突出，在对济南日伪资产的接收中，中央和地方两大派系各行其是。这样中央与地方、地方与军队之间在接管过程中矛盾重重，为了各自利益，纷纷出动，能占则占，能要则要，能抢则抢，把济南城搞得乌烟瘴气。时任济南商会会长的苗兰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

入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“在日寇面前仍然毫无一点民族气节”，但到了伪商会却不同了，从做中山装料子服、买皮鞋、要钢笔，一直到吃吃喝喝，无不向商会伸手。而商会方面最初为了争取脱掉汉奸皮，也乐得唯国民党新贵们的所好尽量逢迎。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吃的口味越来越高，穿的越来越讲究，钱的数目越要越多，等到何思源的部队及省政府迁回济南之后，需要支应的头绪就更多了。要吃的、要穿的、要军粮的、要马草的、要炮台烟白兰地的、要桌椅木器的、要沙发罗汉床的等等，因人而异，不一而足。

在接收过程中，国民党贪污受贿是普遍现象和公开事实。上至最高长官，下至普通士兵，贪污成风，贿赂公行且毫无顾忌，横行霸道，近似于抢劫。比如，山东省政府顾问周自钦在接收宫崎洋行等产业机构时，勾结日本人，吞没宫崎洋行全部财产，价值30亿元以上。为将财产合法化，他买通了省政府的官员，使得他的贪污行为得到庇护。还有前省政府兵站处处长李鹤亭以义记商号为掩护，隐匿大批接收物资。当清查委员会派人调查时，他们毁灭证据，侮辱清查人员，妨碍清查工作，并以“妨害自由”加以控告。而省政府对此却作壁上观。李鹤亭与山东省政府公报社社长李同伟勾结，在《山东省政府公报》上发表短评，反戈一击，公开侮辱清委会人员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山东公报社事件”。

对国民党的接管，坊间盛传的几个词：“五子登科”（房子、车子、金子、料子、婊子），“三迷成风”（财迷、色迷、官迷），“三洋开泰”（捧西洋、爱东洋、要现洋）。济南，只是众多城市接收的一个缩影。对此蒋介石是知晓的。1945年12月19日，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电报中指出国民党接管城市的弊端：“系统紊乱，权贵不明，有利相争，遇事相漫。形成无组织状态”。在宋希濂《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》中提到：“蒋介石感叹：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，奢侈荒淫，沉溺于酒色之中，弄得将骄兵逸，纪律败坏，军无斗志。可以说我们的失败，就是失败于接收。”城市接管中的人心尽失，已经为蒋家王朝埋下了失败的种子。 

济南解放，共产党接管创经验

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，城市工作经验并不丰富。济南解放比毛泽东同志设想的时间要提前很多，但对济南的接管，我党却早有准备。1948年7月18日，华东局就向中央递交了接收济南准备工作的报告，作为关内最早解放的省会大城市，党中央在对济南的接管中创造了“济南经验”，对其他城市的接管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。“济南经验”中，严格的纪律是实现济南顺利接管的基础。

严格的纪律对动员各界人民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、保护城市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早在济南接管准备阶段，华东军区就制定了严格的城市工作纪律。1948年9月7日，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命令指出：为保证攻济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纪律，特印发华东军区颁发《约法七章》及兵团政治部关于执行《约法七章》的具体规定，各级军政机关军政干部接到文件后，应立即在部队指战员中反复宣读，深入解释，并切实保证全部执行，不得有任何故意违犯行为。

与济南市人民的《约法七章》最后指出：“本军纪律严明，公买公卖，不取民间一针一线，望全体市民，一律安居乐业，切勿自相惊扰，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。”

 

解放军进入济南后发布告示与民约法七章 

关于执行《约法七章》的具体规定中指出，解放济南，并保证济南永远成为人们的城市，这是我们光荣的伟大任务。为此，特根据华东军区之《约法七章》宣布具体规定十条，望切实执行，如有故意违犯，当受纪律制裁。

比如《约法七章》具体规定中第五条命令缴获归公。一切敌人仓库、大宗物资、金银贵重东西，必须全部交华东财办处理；蒋军官兵遗留在阵地工事里和街道上的零星用品，由连派出收集小组负责搜集，集中到团并报告上级统一分配，不得发洋财、打埋伏或私相授受，看了东西不管不问的现象也要纠正。第六条提出了保护工商业，实行公平买卖；商人不开门不买，不愿意不买，货币比率不定不买，不准钻空子、讨便宜、抢买东西、紊乱市场。第七条命令除了有看守任务，不准部队驻工厂、仓库、教堂、医院、学校、图书馆和主人不在家的民房。第十条则指出尊重管委会，服从卫戍部队的命令、指挥，严格禁止乱打枪及各种功臣自居、自由行动的坏行为。

 

解放军进入济南城区

华东局对入城人员实施纪律教育时强调：要求每个同志不仅能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备受折磨不苟其志，而且能在城市繁华环境中不为物质引诱而昏昏然、纷纷然；不仅不沾染城市恶习，而且能够移风易俗，并成为人民榜样，这是对每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考验，同时必须做到集中与统一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，在领导上尤应该以身作则。

济南接管之时，中央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济南军管会”），以实施军事管制。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。济南是省会城市，数量庞大的国民党军、政、警、宪、特等反动机构集中于此，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，社会秩序混乱。在此情况下，实施军事管制，以确立革命秩序，保护胜利成果是势在必行。

济南军管会成立后，立即颁布了《入城守则》，共11条，其中要求：一切入城之党政军民人员，必须坚决实行和宣传党的政策，保护城市各阶层人民的生命财产，遵守群众纪律，不得擅入民房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帮助市民防空、救火、救伤、救灾等，贯彻为人民服务之精神；严禁一切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……一切机关部队人员，实行公平交易，不得强买强卖及任何贪污行为；更不得抢购物资，紊乱市场。如有违者，必予彻底追究，依法惩办。

 

1948年9月25日，济南市军管会颁布的入城守则布告

此后，制定并要求严格遵守接收纪律成为共产党接管城市的重要经验。在后来沈阳、北京、上海等地的接管中，接收纪律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。陈云曾指出：“要保证接收得好，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。此次入沈部队很多，都懂得保护工厂、保护城市。”此外，接管济南，与深入的宣传动员，大力监管金融、稳定物价，尽快恢复城市功能等密不可分，这些举措使济南完整有序地回到人民手中。济南人民真正有了“解放区的天，是蓝蓝的天”的体验。1948年11月21日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接管济南的报告上批示：“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，已收阅，甚好，当转发各局，供他们参考。”

国共两党对济南接管方式天差地别，重视纪律性及严明纪律无疑是共产党取得胜利极其重要的一环。两种选择，两种命运。国民党的败北，共产党的执政，仅从纪律性的选择来说，早已分出胜负。